改革宗長老制教會論 & 權柄的分立與制衡

改革宗長老制教會論 & 權柄的分立與制衡

 

曾劭愷

 

 

現今許多華人教會標榜改革宗神學,卻不採納改革宗的長老治理制度。亦即,這些教會接納整個改革宗的「救恩論」,卻不關心改革宗神學「教會論」當中的「教會治理。」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出在許多改革宗的系統神學課本在「教會治理」的章節中,只提到其體制架構,卻未闡述其神學上的出發點及基本精神,以致很多學習改革宗神學的教會未能體會到長老制教會治理模式的必要。事實上,假如我們掌握到改革宗神學所強調「神是神、人是人」("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惟獨基督」、「全然墮落」以及因信稱義後在成聖過程中的「同時是義人又是罪人」("simul justus et peccator") 的一些基本救恩論原則,就不難發現,改革宗的教會論完全建基於這些救恩論原則的基礎上;改革宗的教會治理論所提出的「權柄分立與制衡」在教會中是必要的,也完全符合聖經。假如我們在教會治理的模式上採用這些基本原則,而不是實用主義式地從各體制中習取最有用的部份,那麼很多華人教會中典型的問題將會比較好解決。有鑑於此,我特在個人網頁上發表此文,概論長老制當中權柄分立與制衡的原則。

 

當代改革宗舊約神學大師Bruce Waltke (浸信會的會員) 曾說,所有教會體制中,改革宗教會 (Reformed Church) 及長老會 (Presbyterian Church) 是最嚴格遵守聖經原則的。根據改革宗神學的理解,聖經將「教會治理」 (church government) 的權柄與職份分成三大領域,分別為長老、教牧、執事。這三大職份分別出自於腓一1 所提到的「監督」與「執事」,以及林前十二28所提到,在使徒、先知這些「特殊職份」(extraordinary offices) 之外,像使徒與先知那樣負責教導會眾、卻沒有直接受聖靈默示的「教師。」

 

新約教會並非一開始就五臟俱全,這些職份也是在使徒時代慢慢發展出來的。很可能「長老」(presbuteroi) 與「監督」(episcopoi) 本來是職責相似但頭銜不同的兩個職份,但後來兩個詞在新約中就變成通用詞,指同一個職份 (徒廿17-28;提前三1;四14;五17-19;多一5-7;彼前五1-2;參 Louis Berkhof 《系統神學》頁586)。至於「教師」,保羅在弗四11中將其與「牧師」歸為同一職份,因此「牧師」與「教師」並非兩種職份,而是同一種職份的兩個層面,既負責牧養也負責教導,並且為全群謹慎,所以也有監督功能,但本身仍受長老的監督。我們現在所說的「教牧」就是新約中的「教師」與「牧師」;現在稱為「長老」的,就是「監督」的職份;新約中的「執事」,今天仍保持一樣的名稱。

 

本來這三種職份有很多重疊,但保羅知道在眾使徒離世之後,再沒有直接領受特殊啟示的人在教會中以特殊的權柄捍衛純正的道。直接領受特殊啟示的使徒不會有錯誤的教導 (儘管仍會作出不符合真理的事,成為錯誤的示範),但使徒之外的傳道人,就很有可能會傳偏差的道。因此,保羅在離世前將「教師」與「監督」兩者中間作清楚的劃分,作為權柄的分立與制衡。保羅囑咐「傳福音的」(註:evangelist──使徒、先知外第三種「特殊職份」,有別於今天的「佈道家」,是與使徒密切同工且具有特殊權柄的一群人) 提摩太:教會需要有一群專心作教導的人,傳承使徒所領受的道 (提後二2);保羅又囑咐另一位「傳福音的」提多,說明教會需要有一群「長老」,即「監督」,除了負責堅守並傳講純正的道、駁斥異端邪說,同時也負責監督教會中那些專門負責作教導的 (即教牧),確定這些人所傳的道合乎使徒的教訓 ( Louis Berkhof《系統神學》頁585Robert L. Reymond《系統神學》頁898)。由此可見,在真理的教導與傳承上,長老同時負責監督教牧與全教會;教牧全職負責監督教會;全教會一同負責監督長老 (在長老會及公理會不同體制下,長老以不同的形式被按立、受監督,但總體而言,負責監督長老的乃是全教會)。因此在改革宗教會論當中,長老的監督權是在教牧之上的。教牧必須受長老監督,因此一些較有規模的長老會及改革宗教會在按立長老時,標準非常嚴格。事實上,很多長老會的長老乃是神學院的教授、甚至是主任牧師的授業恩師;理想上應該由這樣資格的人負責監督的工作。就算沒有,也應該從全教會選出信仰最純正、神學造詣最深的會眾來擔任監督的工作,才有實質的能力來監管教牧的權柄。

 

我們看到,改革宗教會論非常強調教會中的權柄必須受監督權限範圍最大的教牧一職,必須有權柄等級最高的長老在其之上盡監督之責。這種權柄的分立與相互制衡,與整個改革宗神學的精神完全一致:惟獨基督是教會的頭、有絕對且無限的權柄;人不是神,是罪人,其權柄必須受到限制與監督。羅馬天主教把教宗當成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在體制上幾乎不受限制與監督,而宗教改革認為這是將罪人偶像化、把人當神。改革宗長老會的教會治理制度強調權柄的分立與相互監督、制衡,後來就成為美國立國的榜樣。有人說「三權分立」是啟蒙運動哲學家Montesquieu從賽三十三 22領悟出來的,其實不然,因為Montesquieu在論到三權分立的著作中,從未引用過聖經。第一位引用這段經文作為三權分立之根據的,乃是美國第四任總統James Madison。美國1787年起草憲法時,是他提議將「三權分立」的原則放進美國憲法。他的確是從以賽亞書的經文中領悟到只有上帝可以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然而「權力必須分立且相互制衡」的基本概念,卻是他從長老會治理制度中學到的。Madison學生時代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改革宗長老會神學家兼牧師John Witherspoon門下學習;Witherspoon是美國《獨立宣言》簽屬人當中唯一的牧師,而至少十四位簽屬人是長老會的會友。由此可見,我們強調教會中權柄的分立與相互制衡,不是想把世俗的民主制度帶進教會;恰恰相反,是教會先有權柄分立與制衡的治理制度,才影響了現代民主社會。假如連世俗民主社會都實行聖經所教導的權力分立與制衡,那麼許多標榜改革宗的各華人教會,就更不該在這上面含糊不清。
 
有些教會的主任牧師主導教會中所有的治理團隊 (教牧團隊、執事會等);也有些教會以執事會為首,從非教義性的考量來決定教牧的任免,其權限不受牽制;另有些教會的主任牧師與治理團隊「上下同心」結果變成「一黨專制、官官相護」。這些教會治理的模式都大大違反了改革宗神學的基本原則與精神:惟獨基督是教會的頭;惟獨基督的話語有權柄主導教會治理的每個領域;惟獨基督的權柄在教會中不受限制與監督;只要是罪人,不管多麼聖潔,都有可能犯錯、犯罪、偏離真道,因此任何人都無權主導教會治理的每個領域而不受監督與限制。倘若治理教會的人 (不管是教牧還是執事、長老) 能夠承認自己是罪人,心甘情願地建立正式機制來限制與監督他們的權柄,那麼教會當中就可以少很多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獨霸天下、混亂講壇、隨意解經等亂象了。我們不一定要加入長老宗或改革宗的宗派,也不一定要完全採用長老制的架構,但「監督」、「教牧」、「執事」三大權柄的分立與制衡原則,卻是所有標榜改革宗神學的教會應該努力的目標。
 
 
 
註:本文區分「教牧」與「長老」,在長老治會的制度中,兩者皆有「長老」之頭銜,但分為「教導長老」(teaching elder) 與「治會長老」(ruling elder),此二者權柄分立,相互制衡。本文未使用這些名稱,以便長老治會原則能夠落實於非長老宗的教會。此外,長老宗當中最關鍵的權柄制衡點之一在於長老區會,但這目前對大部份接受改革宗神學的華人教會來說,仍較難實現,因此本文並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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